脱离竞争的整合，必是一厢情愿。

反正不管怎么着，长期贸易失衡难以为继。这位法国经济学家也不来看看中国农民、农民工开始能挣多少钱，现在能挣多少钱，他只看到发达国普通老百姓收入，相对于他们本国资本、科技精英的收入，占比降低。

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，是把原来穷的封闭性变成开放性，并发动体制革新。前两年一个法国人叫托马斯•皮凯蒂，写了一本《21 世纪资本论》，关注的是全球化导致发达国收入差别两极分化严重。后来发现，在充分竞争下，更有助于中国企业打进全球市场，因为竞争才激发中国生产者、企业家的潜能，才知道全球市场究竟有多厚多深。可是管制一旦加上，也可能变得僵化。这个经验启发了纽约市政当局，于1961 年修订纽约城规法，正式引入激励性管制新理念。

这就是说，从全球大势看中国经济会发生一个阶段性变化。那是以色列人发明的技术，结果就成了欧洲菜果厨房，出口蔬菜、瓜果，还出口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。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靠的就是出口驱动，高度依赖外需，那外需收缩，中国当然首当其冲。

但是高位下行，还是一个很大挑战。富国内部收入分化，其全球化得益部门越来越富，但受损部门的收入增长停滞甚至有所降低。小平还说过，八亿农民搞饭吃，饭还不够吃。犹太圣经里写着他们是上帝找来跟上帝角力的人，就是来和上帝较劲的，而不是光磕头、崇拜上帝的。

中国是一步步改革，一步步释放竞争优势。他的理念是建筑功能主义，方方正正的才是一回事，绝不接受setback。

农村劳力解放出来，又成为问题：怎么就业？国有企业哪里能招几亿农民啊？结果就逼出了一个民营经济。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，仅1.2 万平方公里（实际控制约2 万平方公里），人口只有800 万。没有这一条，创新无从谈起。以色列农业养活的人口，建国以来翻了上百倍，靠的就是创新。

这条下行路线，与硅谷、波士顿的创新类别很一致，风险大、但前景极其广阔，因为人类了不起的地方，恰恰就是发现与探索。只要穷国也能做一些富国在做的产品，那前者在世界市场上就有很强的竞争力。1915 年在下曼哈顿起了一座公平大厦，盖到39层，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楼，且体量巨大，其阴影足以笼罩7英亩街区，邻居和行人就不见天日了。三、高位下行的挑战 所以，中国经济下行的第一位因素是全球外需收缩。

开头我讲的简化模型，穷国人均产出不过1 块，富国是100 块，其实收入转回来就是生产成本——穷国人工比富国便宜99％。此外，穷国的国内收入分化也抬头。

另外，建筑技术在进步，钢材、电梯、通风、玻璃等等其实允许盖更高的大厦，但此时过去的法规称为障碍。问题是他们遭受的竞争压力更大。

早期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。我们还看了一个给盲人设计的电子冰棍，帮助盲人看见世界。不过，渐渐又加上一些不当管制。逼来逼去，不一定是李嘉图得出的那个乐观结论。为什么不想呢？中国也有条件，市场大，以市场换技术。但是，渐渐地，体制运行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当中向上而升。

原创这个概念的，是当年很年轻的科斯，他在1937 年就说，生产出来的产品要转手才最后进入消费，这转手过程并不免费，而要花费一个由他定义的交易成本。譬如为什么中国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？从经济学理论上讲，归根到底还是发挥了比较优势。

第五，穷国数目庞大的劳动力，在开放后有机会和来自发达国的技术、资本相结合。中国开放取得经验，也影响他国。

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改革真的一项一项地往顶上落，现在难度是什么？我列了三条： 第一，过去都是危机推动改革，过不下去了，不得不改，饭都吃不上了，包产到户搞不搞？邓小平就说，别争论，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说。深圳当年的出发点是主打上行，象大族激光高总说的，逆向创新。

其实，全球竞争如斯隆当年所说，要么成本领先，要么与众不同。怪不得哪个人，因为数钱数下来差别太大，炒一个房比经营实体经济多少年的收益还高。在认知方法上，要避免皮凯蒂那类认识局限，只见树木，不见森林。但现在很多领域的改革触动的利益存量非常大。

整体看，是不是有一些东西需要动一动，改一改呢？人们愿意去的地方就好好投，中心城市的投资其实还很不足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降成本，绝不是一桩小事。

他们军方的订单，对硅谷、波士顿等地的发展，起过无可替代的作用。以色列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，也难以大规模制造产品出口，所以就发展高精尖技术。

到了50 年代中，终于开始破局。原来中国造自行车，现在升级造飞机。

到2003－2004 年的时候，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，开始对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某种怀疑。第二，富国由于长期积累，有科学技术和大量专利，这些东西的稀缺性程度也大幅度提高了。这是一个复杂的格局，尽管蕴含其中的经济逻辑很简单。中国下一步军民融合的创新大有文章可做，这也是广义上政府对创新的作用。

我也访问腾讯开放平台上一个外地来深圳搞研发的企业家，问他为什么把研发中心设在这么贵的地方，他说，在原来那个地方什么也讲不通，一个念头提出来，周围人的反应就是不行、不行、搞不成的。过去工业都是国家工业，靠苏联专家、中国部委指导才搞起来的，门槛很高。

那么，高位下行的态势究竟是怎么来的？美国2007 爆发金融危机，而2007 年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顶点。美国再造什么？需要开创性、独创性的探索，没有先行者可参考。

所以国防需求对创新的着眼点特别不一样。改革突围、创新突围是躲不过去的事情。